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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表“对华声明”背后有何野心?  

来自柔弱的心   2014-08-02 06:08:06|  分类: 默认分类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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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表“对华声明”背后有何野心? - 华夏儿女 - 华夏儿女的博客日寇侵华期间,曾先后三次发表此类声明,并且是在同一年时间里发表的,第一次声明是1938年1月16日发表,称“帝国政府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第二次发表是1938年11月3日,即其名义上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实则要将中国“亡文灭种”的声明,第三次发表是1938年12月12日。
第二次发表声明是为了当时配合日寇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第二号人物汪精卫的诱降工作;第三次声明是应已逃往越南河内的汪精卫的请求发表的,其目的是为了瓦解当时中国民众抗日意志,日寇第三次声明发表之后,汪精卫很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最后当逃亡在河内的汪精卫到日与政要见面会谈时,日政要对第三次声明(近卫三原则声明)一口否认,最后跳进火坑的汪精卫签定了一系列彻彻底底的卖国秘密协定(见《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秘密交换公文 (甲)、 (乙)》等)。
实际上,回望那段历史,早在1938年1月16日日寇政府第一次发表的“帝国政府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时,就已彻底露出吞并我中华之野心,其后的第二、第三次声明只不过是为了分化中国抵抗日寇侵略力量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与日本不怕“钢刀对钢刀”,怕的就是日寇所谓的秘密外交和特务收买工作,在历史上,中国已有血的教训。倒是美国这个国家,对日寇此类下作目的看得一清二楚,尤其是在二战时体现尤为明显,最后,经太平洋一战,将日直接打回原形。
至今,日本仍被美国死死地捏在手掌中。值得中国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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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7年10月1日,日首、外、陆、海四相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其中赤裸裸地提到,“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应采取适当的手段,使用兵力占据要地”,同时,外交目的,“在于迅速促使中国反省,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使中国取消抗日政策、容共政策)”。因此,“对于中国及第三国,进行适时的谈判与工作”。
10月22日,日政府决定,“英、苏、美等国逐渐表示出插手事变的态度,如已出现的国际联盟的决议、邀请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等,企图以此置我帝国于被告地位而施加干涉或调停,对此当然坚决排斥。”但不排斥当时与日交好的德、意出面调停,“如果其方法适当,则莫如加以利用以之作为拉出中国方面的工具而对我有利,特别是与我国有友好关系的德、意两国,如能被中国方面信赖而从中斡旋则尤为妙事也。”
前一天的10月21日,时任日外相的广田告诉驻日德使狄克逊,希望德国出来斡旋。当日,狄克逊向德外交部进行了汇报。次日,德外交部电令其驻华大使陶德曼,“德国为了日华直接谈判,愿意从中联系。”
同月26日,曾任驻德武官的马奈木(情报人员)偷偷到上海与陶德曼进行了会谈(马奈木任驻德武官随从时与时任德外交官的陶德曼交好),马奈木(陆军中佐,时任职为日参谋本部第二部)请陶德曼出面从中调停 (当时没有说明具体条件),陶德曼回答说,“当努力以赴”。
同月30日,陶德曼与时任中国外交部次长的陈介进行会谈,转达了德国政府的意向并表示,中国寻求与日达成协定的时机已经来临。当时,陈介表示希望知道日本方面的条件。
当时,日寇军队在上海与中国军队进入胶着状态,胜负未定,在华北,日军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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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日本外相广田与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进行会谈,提出如下议和条件,“1、内蒙古人民建立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类似外蒙古。2、在华北,以满洲国国境至天津、北平以南划定为非武装地区,在经济方面,事变前已在谈判的开发矿产事,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满足日本的要求。3、上海非武装地区须扩大,设立国际警察队管制。4、要求中国停止抗日政策。5、共同防共。6、降低日本货进口税。7、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
同时,广田要求德国向中国转告威胁意味浓厚的这样一句话,“如果强使日本继续进行这场战争时,日本将一直进行到中国最后崩溃为止,到那时条件大概将大大加重。”
11月6日,陶德曼在有时任实业部长的孔祥熙作陪的情况下,向蒋介石转达了日本政府意向,蒋介石回答,现在不能接受这些条件,并请德向日传达如下内容,“1、中国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原状(恢复事变前的状态),不能答应进行谈判。对于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但这也是恢复原状以后的事。2、中国现在正在和布鲁塞尔会议上审议的各国进行合作,所以不能正式承认收到了日本的要求。”
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对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联盟会议抱有很大期待。
时,日寇在华特务机关搜集到的情报认为,中国和平条件要点有以下几点,“1、中国表示假如能够确保华北主权和行政权,关于开发经济及供给资源可以作相当的让步。假如能使各国全部放弃驻兵权当然最好,否则日本的驻兵可按义和团条约规定的区域执行,兵力问题可使之与各国取得均衡,另以条约规定之。2、上海恢复8月13日以前的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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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于11月3日开始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联会议,虽然时任中国代表的顾维钧要求会议参加国从道义上、物质上、经济上给日本施以压力,可最终结果只是发表徒有其名的一个宣言称,“各国代表对日本无视条约的规定将采取共同态度”,而对当时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没有采取任何制裁措施。并且,国联于11月24日决定,“无限期休会”。
11月28日,陶德曼再次和蒋介石会谈。此时的蒋介石,表示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并询问陶德曼,“日本方面的条件是否依然不变?”陶德曼回答,“主要条款不变”。此时蒋介石谈到,“1、中国同意以这些条件(7条议和条件)作为和平谈判基础;2、华北的宗主权、领土权及行政权不得改变;3、德国在和平谈判方面从开始起要以调停者进行工作;4、在和平谈判中,不涉及中国与第三国缔结的各种协定”。最后蒋介石谈到,“中国准备以协调的态度谈判日本的要求并达成谅解,也希望日本方面具有同样的态度。”即日,陶德曼将其与蒋介石会谈情况拍电报给德外交部和德东京大使馆,进行了详细的报告。
同日(28日),德驻日大使狄克逊也向德外交部报告,“在日本参谋本部方面,有再次迅速进行和平谈判的想法,但是,可以看到陆军中的一部分充满强烈的敌意,要一直打到蒋介石垮台。当前是德国政府需要积极进行工作的时机。”
12月7日,狄克逊在求见日外相广田时,又一次询问广田,“中国方面答复同意以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按照原来时条件进行谈判可以吗?”广田避免立刻回答称,“能否在最近取得伟大的军事上的胜利以前、所起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有疑问,将在征求军部意见并进行研究后给以答复”。
这个时候,日寇军队已经攻下上海并同时向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进犯,打响了南京外围战,华北方面,建立日寇扶植的亲日维新政权也在偷偷运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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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陆军省召集了有参谋本部次长参加的会议,一致认为,“还看不到蒋的反省态度。将来有无反省姑且不谈,现在这种态度不能接受,现在则需要把根据新形势所取的态度和条件交给德国大使。”并要求陆军大臣“须与海相、首相会晤,首先予以拒绝,促蒋反省。稍后把我方研究以后的条件告诉德国大使。”
此时,在日寇国内,对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政权“谈判和平无用论”、“建立新政权论”等等,不止在日寇政要中间、在其国内国民中间也广为流行。
12月13日,日寇攻占南京,同时,在华北,由日寇扶植的所谓“华北临时政府”也成立。
12月22日,广田与狄克逊进行会谈并对12月7日其提出的询问进行了正式的答复,该答复条件(复文)是经19日由日外务省制定、21日日内阁会议上通过并上奏给日寇天皇裕仁同意的复文。
其“复文”(华媾和谈判条件细目)如下(当时未公开,仅以口头给德国驻日大使)。“1、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2、中国放弃排日和反满政策。3、在华北和内蒙设置非武装地带。4、华北在中国的主权之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应设置适当的机构,赋与广泛的权限,特别应实现日、满、华的经济合作。5、在内蒙古应设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古相似。6、中国须确立防共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7、在华中占领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上海市地区,日、华合作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8、日、满、华三国在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讯等方面,应签订必要的协定。9、中国应向帝国作必要的赔款。”
当时,狄克逊见此当场表示,“这些条件远远越过了11月2日的条件,我认为中国政府接受是极其困难的。”广田厚颜无耻地称,“军事局势改变了,又有舆论的压力,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案了。”狄克逊提出,“年内只剩下几天,希望中国方面在年内答复不合适,可否延期到1月5、6日前后”,广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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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外交部收到狄克逊报告后,12月23日将此内容转达给在汉口的陶德曼,26日陶德曼转告给孔祥熙和宋美龄,时,蒋介石生病(据当时日情报部门称,蒋腰部打上石膏绷带,已“病入膏肓”)。中国政府对日寇已更改谈判内容表示极其惊讶,向陶德曼表示要进行研究后再答复。
实际上,早在12月1日,日参谋本部已制定《解决中国事变处理方针》,要求日本政府,“1、一面扩大和加强现在的战果,一面迅速地统一各种措施与现中央政府间一揽子解决日、华间的全部问题。2、为了此后转移到持久战,现在就一并进行必要的考虑和实行准备措施,但这并不妨碍实现第一项方针(和)。3、下决心转移到持久战的时机,应是确认实际情况不能达到第一项方针之时,或现中央政权在实力上已降至一个地方政权之时,其时机定为攻占南京前后。”
次年(1938年)1月6日,时任首相的近卫等得非常不耐烦,召集了日陆、海、外三相进行商谈,决定由日内阁官房长官发表要求国民政府早日答复的谈话。
1938年1月12日,日向德表示,“希望尽全力要中国政府立即答复。如果到了15日还没有接到答复,日本政府将不得不保留行动的自由。日本一而再地放宽了答复期限,但已不能再等待两天或三天以上了。还有,答复二字意味着表明明确的态度或关于每个细目的明确的质问,所谓正在研究中的回答是不够的。”
陶德曼12日会晤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王宠惠,转达日本要中国答复的催促。同一天,国民政府召开行政院会议,13日由王宠惠将结果作为向日本的复文面交陶德曼请其转达,复文称,“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
13日,日本内阁达成了如下协议,“不能老是浪费时间期待中国方面的答复,所以15日这天中国方面如果没有确实的答复,应即不再期待与国民政府谈判,发表声明采取处理事态的第二种打法(战)。”
1月16日,日寇近卫政府发表了如下声明,“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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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近卫发表的第一次声明。
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近卫发表声明之前,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请求陶德曼向日转达比13日的口头声明更表现出妥协性的口头声明,当时,孔祥熙向陶德曼表示,“中国政府对日本方面的提案绝不是想采取搪塞的态度”。随后,陶德曼向德外交部报告,16日晨,德外交部向德驻东京大使馆拍发密报,但由于当时没有立即译出密码,至当日傍晚才由德国驻日武官送达到日本政府。
此时,日本近卫政府已经发表了第一次声明。
不久的2月22日,日近卫政府在日本第73届议会上,提出了总额超过85亿日元的庞大预算,其中临时军费就高达48亿日元;同时,提出了国家总动员法案、电力管理法案、飞机制造事业法案及其他有关增税的各种法案等达到80多件,打破了日本历史记录。
至此,中国国民政府才决定与日断绝外交关系。时,驻日大使许世英1月20日从日横滨动身离开日本来到上海,日驻华大使川越28日从上海动身于31日到达东京。
此时,中华大地,已是遍地狼烟,日寇铁蹄肆疟,中国军民也已团结一致抗日。
(日寇侵华史系列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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